在我要说话时，我极力想伊扎克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要是伊扎克能够谈论他自己的死，他则不会花时间去指责别人，或是被恐惧弄得不知所措。他自然而然要去分析事情的起因，并决定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目前应该怎么办。这是他的处世程序，自然也就成了我的处世程序。这场悲剧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教训。
令我震惊的是，对于许多需要有一种意象、需要有一个人来凝聚他们哀伤的人们来说，我个人对他们是一种安慰。“要坚强，要保重，我们需要你，”他们对我说。我看到而且依然看到自己主要是一个象征。我情愿讲出来，这既是出于本能，也是由于我相信伊扎克愿意这样。
我相信从那种放纵无羁的煽动中，产生出最终将伊扎克置于死地的冷血动物。我没有办法隐瞒自己难以接受那种崇高而又消极的政治辩术。人们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行凶事件成为可能性的气候上。我们的外孙尤纳坦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气候，他说：“凶手只不过是支左轮手枪。”
我也感到有责任为那些保护伊扎克的保安人员进行辩护。他们愿意为伊扎克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倘若不是我一遍又一遍地讲，人们则不会相信我说的是真话。我这种说法的形成来自那些在悲剧中受到牵连人的自我防卫与应得的保护——我们的悲剧也是他们的悲剧。
我在这个悲剧的瞬间需要去感受某些亮点。我们陷于危机之中，被裹挟在民族与个人的灾难之中。在十字路口，你必须选择新方向前进。这个新方向得是和平首创精神的一种强化。也许这场悲剧的发生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关于和平的高亢嘹亮的呼声。充斥在新闻媒体中的示威是那些和平进程的反对者。默不作声的大多数人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得认识到，漠不关心的沉默可以像反复无常的话语一样危险。
守丧期内有许多庄严而非凡的时刻。
在那七天里，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来到我们特拉维夫的家中。他以前从未到过特拉维夫。他穿着一件长袍，戴着一副太阳镜和一顶帽子。他走进客厅时，叫我“姐姐”，吻了三下我的头顶。他秘密来到特拉维夫，专程来看望我和孩子们。
此人当然就是阿拉法特，他由亲密的助手阿布·阿拉和阿布·马赞陪同。这是阿拉法特第一次来到以色列国。
出于安全考虑，阿拉法特未能参加葬礼。这可以理解。但是在对我们家所进行的访问中，我的确发现政治背后人的温情与真实方面。孩子们和两个朋友同我一起呆在客厅。吻过我后，他又吻了我的孩子。仿佛我们和我们的巴勒斯坦邻居之间从来没有过分歧，仿佛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从来不知什么叫做争端的对话。
阿拉法特描述了他在惊悉伊扎克遇难后，给伊扎克的助手约西·金诺萨打电话。阿拉法特一遍又一遍地对约西说，“请告诉我一些好消息。让我平静下来。”出事那个星期天的两三点钟，阿拉法特的妻子苏哈亲自打电话给我表示她的惊恐。
阿拉法特描述了暗杀这件事让他多么震惊，失去了和平进程中的伙伴他有多么孤寂凄凉。他叙述了出事那天自己如何度过了那个可怕的夜晚。伊扎克的死使他垮了下来。
我们谈起他的家庭。1995年7月，当他的女儿扎希瓦出生时，我送给他们家一只挂在儿童小床上的银鸽。“我没有时间去看她，”阿拉法特抱怨说。“我凌晨两点钟之前回不了家。”
“可这正是小孩子要醒来的时间！”我们总参谋长的妻子塔里·沙哈克对他说。
在阿拉法特来访之际，克林顿总统打来电话，我同他说起我们的客人，说起我有多么激动。也就几个小时之内，阿拉法特主席在我们家客厅里的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证明以前两位敌人间所建立起来的令人尊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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